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安全的说法，在法治国家之下是难以得到承认的。

在面对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之问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表明我们已经展开了制度程序建构的探索，方向就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内建立一个集中、统一、权威、专业、高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由隶属于全国人大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导合宪性审查工作。

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提出，要用３０年的时间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人类社会存在着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规律，在形态上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法学发展史上，那些法律实证主义学说，包括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不能完全说明宪法的道德属性问题。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体现得更加显著。这也构成了国家和政府的任务、目标。

党在十八大以来坚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这里的全面涵盖了法治建设的具体内容，也指向法治建设的决心和力度二、中央党内法规的制定权限事项范围 中央党内法规作为党的中央组织制定的整体框架性党内法规，依循《制定条例》第9条的列举式清单规定，所涉制定权限事项更多地强调了基本、重大等描述性语词所凸显的全局性、原则性与基础性事项。这在早期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得到记载。

[39]安全可能成为自由的前提，或者是自由的某种侧面。在技术设施方面，并非在所有可设想的情况下都能立即排除损害效果，实现绝对的安全。安全的需求客观存在，作为国家目的的安全为国家的成立提供正当性，同时也为国家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指明方向。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76年）第9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胡东飞：《论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安全》，《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2期，第53-56页。1. 法治国家的分配原则 在法治国家，在私人领域一向奉行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

这就是施密特所称的分配原则。[38]同时国家保护义务也可以显示出行政不作为有害性的界限，进而带来裁量权向零收缩的效果。在传统公法理论中讨论时，多是在第二种物理性安全意义上来使用个体的安全。理由在于，第一，因为国家机关在安全上存在裁量，国家的客观法义务与个人的权利并不对应。

而安心、亦即不感到不安的状态却受各个人的感觉所左右，不安有时是复合性因素而形成的，所以难以将其对象特定化。但是，其中有法治国家划定的界限。危险防御即使不是宪法容许的侵害的唯一情形，也是其原形。[25] （三）作为基本权利的安全 与国家目的或国家任务相对，公法上还有将安全作为基本权利来定位的做法。

[10]同样，在日本的伊方核电行政诉讼中，日本最高法院也曾就法律规定的在防止灾害上不存在障碍的内涵指出，鉴于有可能发生严重灾害，给周边居民等的生命、身体产生重大危害，给周边环境造成放射线污染等，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灾害，就要对核反应堆设施的位置、结构和设备的安全性从科学性、专门技术性角度进行充分审查。[3]我国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象征性立法问题，也是率先引起刑法学界的警惕。

将个体安全的保护吸收到维持公共安全和秩序的警察责任中来解读是奇怪的。德国思想家威廉·洪堡曾指出，如果安全没有保障，人将既不能够去对他的各种力量进行培养，也不能够去享受由这些力量所创造的果实，因为一旦丧失安全，那么，自由就无从谈起。

即使限制了隐私、通信秘密、营业自由等部分基本人权，也是为了在现代社会中确保免于恐怖和不安的自由而不可避免的侵害，应当予以忍受。宽泛的安全权可以弥补具体安全权的权利保护漏洞。安全的基本权利在超出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之外时，大体上只有呼吁的作用。例如，有学者认为，食品安全权是当代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是一种获得安全的请求权，食品安全权首先意味着我们有权请求国家和社会有义务建立一个全程监管的框架，建立严格的食品追溯体制，避免监管手段与环节的冲突，最大程度保证在全环节，各个链条都消除食品污染的隐患。但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具有各自的概念体系和目标实现机制，不可简单互用。因此，可以看出，这里更为直接地将‘安全（s#251;reté，safety）作为‘人的权利，保障它成为统治和政府的目的。

在新的环境中，法治国家的价值和机制必然受到冲击，预防国家给法治国家追加了新的要求。自由主义相信，可以尽可能地削减国家的职能，因为自由主义坚持的前提是，社会生活与自然界一样，都是受规律的支配，只要能保证规律顺畅生效，就会自动实现福祉和正义。

[57]但是，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保护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原本就是宪法独有的立场。安全与自由是公法上的一对基本矛盾。

[28] 在国际公约中也有将安全作为权利的用法，它常与人身自由这一具体权利相关联。即便是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安全，其内涵也是丰富的。

与维持治安、确保公共秩序的目的相结合，security要求放宽safety（作为免受权力恣意行使的自由）的要求。这时的预防成为与危险防御相对的一个概念，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作用领域。或许正因为如此，德语也只有Sicherheit来表达安全，中文和日文都是用安全一词来表达。关键词:  国家目的 国家保护义务 预防国家 法治国家 自由 安全是亘古通今的诉求，但却是在现代社会成为更加突出的现实问题。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防御危险在消除危险之后即告结束，而照顾活动却并未终了。

相反，可容许的风险（tolerable risk），与可接受的风险（acceptable risk）同义，是指根据现在的社会价值观，在给定的状况下可接受的风险水平。风险交流有助于获取更多的信息，有助于消除社会不必要的紧张，进而实现安心的状态。

但如果基于相关预防措施与自然科学者的知识水准及技术，无法事先预想到特定损害结果的发生，则不再需要考虑损害的发生。这种安全的界定可以契合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为国家权力的行使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能为其设定一定的界限。

如此，就既保障了个体安全，又维护了私人自由。客观安全是法律问题，而主观安全虽然难以对国家权力直接提出权利性要求，但国家也会采取一定政治措施回应安心的需要，安全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安全法制产生影响。[16]参见吴庆荣：《法律上国家安全探析》，《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64-65页。3. 具体问题的权衡论证 对于安全与自由的关系，应当在具体的问题中探讨其具体内容和相互关系，避免用抽象的观念直接赋予某一方更高的地位。

但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模式并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期待。但是，在现代社会，安全的环境发生巨大变迁，安全观念、安全的保障手段也随之发生变化，安全的现代保障已构成对自由的严重威胁。

国家对安全的保护义务越发重大，安全从此与预防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风险的广泛联系性，仅仅保护某个人、某个设施是不足以实现安全的，确保整个制度、整个系统的有效运转，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要求。

这里的安全意味着不受恣意逮捕、拘禁，此为消极地位意义上对自由的保障，而公民免受他人攻击的安全，又要求国家履行其保护义务，安全又有了积极地位意义上的另一个要素。相反，国家干预这个领域的权力原则上要受到限制。